中國服貿如何跨越重重阻礙，成就“新跑道”？

　　新聞調查丨中國服貿如何跨越重重阻礙，成就“新跑道”？

　　有人說服務貿易是未來經濟增長的新引擎，也是實現高質量發展的催化劑。世界貿易組織《服務貿易總協定》將服務貿易分為12大類。但中國的服務貿易起步晚、底子薄、經驗少，在新一輪開放中將面臨更多挑戰?！缎侣務{查》記者通過走訪在這一領域深耕多年的人們，回望他們走過的道路、探究關于服務貿易的奧妙。

　　建筑

　　魏焱是中建一局的副總經理，主要負責公司的海外業務。

　　記者：現在有多少個項目正在進行的？

　　魏焱：我們30多個項目。

　　記者：30多個。

　　魏焱：對，30多個項目分布在15個國家。

　　隨著我國整體經濟實力的增強，我國的建筑企業在國際市場上的競爭已不再單純依靠勞動力輸出，并且多年來均保持了出口大于進口的局面。

　　上世紀80年代，我國國內建筑市場是最早實行改革開放和引入外資的領域之一。1985年，頗具代表意義的中外合資項目——北京國貿一期工程就采用了國際招標的方式。當時，國內的建筑企業競爭力有限，項目的總承包商和80%以上的分包商都是外國公司，中建集團僅能以為分包商的身份參與其中。

　　魏焱：我覺得那個時候這個國外的承包商實力還是很強的，就是我們在(此之前)，和這樣的公司(在國內)基本上沒有直接的競爭， 當時(1985年)應該說中國的各行各業都是剛剛起步。

　　魏焱：尤其是在建筑行業，我們以前不光沒做過，我們都沒見過，所以對于承擔這樣項目的，整個工程總承包的這種角色，我們還是有困難的。

　　1995年，也就是國貿一期項目建成后10年，國貿二期項目啟動，中建一局的總體實力有了大幅度提升，他們決心要改變自己在市場競爭中的角色。

　　楊曉毅是中建一局的副總工程師，上世紀90年代他畢業于同濟大學。

　　楊曉毅：其實在我們畢業的時候，應該說我們正好趕上了中國建筑的一個黃金時代，因為大量的建筑，包括新技術的這種快速提升都是從這個階段(開始)。包括大量的這種，就是特大型工程也是從這個階段才開始逐漸地出現。

　　記者：你是從什么時候開始接觸到國貿的這個項目？

　　楊曉毅：國貿二期當時投標，我們那時候在這個公司總部，然后就開始做整個項目的這種整體投標，然后當時就覺得其實這個項目還是需要考慮的東西非常多。因為當時這個(時期)的話，就是我們整個對施工技術還有關鍵技術的研究就比較深了。

　　楊曉毅說，在上世紀90年代，建筑市場的改革開放不僅僅促進了建筑企業實力大幅提升，國內與建筑相關的其他產業，如裝備制造、建材裝飾等等也都有了明顯的進步。國貿二期項目依舊施行國際招標，但業主方變得更加精明。他們將工程分為三個標段：一標地基土方工程、二標地下結構、三標地面建筑的總承包。

　　高傳友是中建集團的老員工，他參加過國貿一期、二期的建設。

　　高傳友：就是說你接這個標段，第一標段你是挖土方，你土方干得好了，我的第二標段再給你，第二個標段你要是干得不好，那往上(第三標段)我就不給你了。

　　然而這第一標就是塊難啃的骨頭。

　　高傳友：從長度是250米，寬度是將近50米，你想多少土方？坑深大概是18米6。那時候我們下大坑，我告訴你那都害怕，那時候沒有梯子，那是用鋼管搭的一種，忽悠忽悠就下去了，一天爬四趟。

　　當時二期施工地點的周邊已經蓋起了不少高樓，基坑被擠壓在一塊非常狹小的地方，施工難度和成本大大增加。外國公司見狀主動放棄了一標，中建一局卻將國貿二期工程視為寶貴的機會，定下了“奪一爭二摘三”的目標。

　　記者：你們當時的能力和水平，已經能夠跟國外的這些大公司并駕齊驅了嗎？

　　楊曉毅：在那個階段，其實我們應該說專業能力，還是相對來說比較強了，就是從我們像現場的技術管理、商務管理，然后包括我們的安全管理、質量管理，就是形成了一系列的這種標準管理制度。所以我們整個做這種總承包的這種管理策劃，在那個階段，我們應該已經逐步能夠替代他們了。

　　記者：這個變化能體現在哪里？

　　楊曉毅：其實越是這種特殊項目，其實越需要掌控不同的資源和組織不同的資源，這樣的話其實咱們國內的企業，其實對國內的整個資源的把控，比外方其實要更好一些。就是做具體管理的話，它其實在那個階段已經離不開中國的公司了。

　　作為項目管理者的中建一局，最終還達成了拿下二標、三標的目標，成為名副其實的總承包商。1999年國慶前夕，國貿二期項目如期完工，中建一局寫下了這樣的總結：

　　“從合同看，公司是總承包商，但從實際看，僅僅扮演著土建總承包商的角色，機電、精裝修、玻璃幕、溜冰場等專業承包商，則直接由業主招標，公司并無承包責任。業主代表曾直率地宣稱：凡是顧客能見得著的，就不讓你們做；見不著的，就讓你們做?！?/p>

　　楊曉毅：現在好像俄羅斯這種標準的更新程度比較慢，咱們現在更多的還是怎么適應他們。

　　自我反思并不等于全盤否定，就像出擊前先得將拳頭回抽，這回抽，實則是尋找差距，積蓄力量，為了爭取今后的成功。那么在國內市場所經歷的錘煉，會給中建一局在海外發展帶來怎樣的影響呢？

　　魏焱：我們的經援部，經濟援助部，經援部的主要的工作就是承擔我們國家的一些對外的經濟援助的，一些工程項目。

　　記者：就是去海外。

　　魏焱：到海外，但是往往我們在很多市場上經援項目做完之后，我們都往往會在當地，再繼續開拓當地的這種承包市場，市場化的運作。當時我們在巴巴多斯(人口28多萬)，在特多(特立尼達和多巴哥)，在圣文森特，在圣盧西亞周邊的國家我們也投了很多標，但是它這個市場很小，每年發包額也很小，所以后來我們就從那個市場就退出來了，已經不適合我們今天，整個中建包括中建的任何一個工程局的這樣一個定位了。

　　統計數據顯示，1985年我國服務貿易總額為52億美元，到1999年超過了572億美元。其中建筑出口9.8億美元，進口15.4億美元。建筑領域的貿易逆差直到2002年才轉為順差。這意味著那些年我國建筑業的國際競爭力還不盡人意。但是中建集團卻決定要放棄規模較小的市場，再度進軍美國。

　　中建第一次進軍美國市場是在20世紀80年代，但并不成功。1999年中建再次看到了進軍美國的機遇。哈佛大學商學院教授雷吉納 阿布拉米在她的文章里寫道：

　　“當時海爾計劃在南卡羅萊納州周建立30萬平方英尺的冰箱組裝廠，中建集團將此視為其打開美國市場的第一個機會——成為該項目的總承包商。在拿下項目后，中建集團采取了快速建設法，工程1999年4月動工，2000年3月海爾已經開始生產冰箱。對于中建集團來說，這是他們在美國市場上第一次作為總承包商的成功?！?/p>

　　魏焱：當時的投資應該也是海爾在境外的第一個投資，也是當年為數不多的中國企業到美國這樣的發達市場上去投資建廠的，當時公司就派我去那個項目，負責這個項目的施工。當年的計劃就想，這個項目干完一年就可以回來了。

　　記者：結果呢？

　　魏焱：結果在那(美國)待了11年。

　　魏焱：因為我們這個項目做完以后我們也是決定要在當地開拓這個市場，因為我們也認識到只做這些中資的項目，是沒有辦法支撐我們這種長期地發展，這種成規模地發展，只能解決溫飽問題，生存問題，解決不了發展問題，當時我們找到的突破點還是在南卡羅萊納州。

　　如何才能在美國市場扎下根來？中建美國公司的策略是先參加公共工程，而不是私營項目的投標。

　　法國律師：進入美國市場很難吧？

　　魏焱：是的，進入美國市場很難。

　　相比之下，公共工程的招投標邏輯較為簡單——就是“價低者得”。

　　2002年中建第一次參加公開競標的項目是由地方政府投資的馬里昂湖高中和圣地技術中心。

　　魏焱：當時我就負責招標投標這個工作，我記得很清楚，我們前面連續投了九個標都沒有中，所以我們這個也是一次一次的，失敗了再來，失敗了再來，當時我們在投第十個標的時候，我們感覺自己這個價格如果還是按照前面的這種方式，中標的難度依然很大，所以當時我們就給總部的領導打了個報告，當時總公司領導對我們也很支持，說允許我們降50萬美元，這是2000多萬美元的一個項目，因為這一步不走出去永遠邁不出去。

　　記者：當時你的目的是什么？

　　魏焱：我們一定要拿，我們一定要進去。

　　記者：你的目的是什么？我一定要拿下這個標的目的是什么？

　　魏焱：我們才能真正進入這個市場。

　　終于中建集團中標。在后續建設過程中，通過良好的管理，實際并未發生虧損反而還小有盈利。此后中建集團接連拿下多個公共工程項目，并因質量過硬多次獲得美國相關機構的嘉獎。

　　隨著時間的推移，越來越多的中國建筑工程公司開始在海外市場上嶄露頭角，獲得越來越多的項目訂單。進入21世紀后，我國建筑服務貿易業漸漸從逆差轉為順差。

　　2019年，有74家中國建筑工程企業入圍年度“全球國際承包商250強”，上榜企業數量和國際營業總額均位列第一。

　　法國律師：你覺得2021年會怎樣？

　　魏焱：這也是我們來的目的，來討論和尋找答案。

　　專利

　　熱衷于搞技術發明的周云正，退休后潛心研究“等離子空氣凈化技術”。他在家人的支持下先后投入個人積蓄150多萬元人民幣進行實驗，終于找到了既能提高等離子產生效率、又能做到臭氧不超標的技術解決方案。

　　周云正向歐洲專利局提交了發明專利申請，歷時8年卻被駁回。知識產權保護意識很強的周云正找到中國貿促會專利商標事務所專利代理師王會卿，決心要申訴到底。

　　周云正：當時我跟王博士講，我說萬一不授權，全部責任我來承擔，你也努力了，我也知道。但是我想我跟你這樣合作，歐洲專利局一定能夠依法授權。

　　周云正和王會卿都知道要推翻歐洲專利局的駁回決定難度高、成功率小，他們最后的機會就是去參加2020年1月在德國慕尼黑舉行的“口頭審理”。為了屆時能清楚地闡述發明創新要點，他們把設備拆開、反復研討對策。

　　王會卿：因為我們做專利這一行，還是技術最重要，我還是想請他給介紹，你的發明到底是什么，然后他給我介紹之后，我覺得還是有點，跟(被駁回的)專利申請文件反映得有點不太一樣。因為等離子放電，都需要有正電極，都需要有負電極。他的一個主要的改進點，是涉及對正電極的改進。學理工的可能都知道，都是學過物理，因為尖端放電，這是我們常用的一個現象，這個周老先生的發明非常好，他是省去了針尖，是在利用正電極的一個狹窄的平面(金屬帶)，直接放電，不需要再用針尖了。但是他在(被駁回的)專利申請文件里邊，他還是說的是正電極放電，所以如果本專利寫成正電極放電的話，跟現有技術(其他專利技術)，就根本沒有區別開。

　　王會卿：如果我作為一個專利審查員，我即使認可你(發明點)，但是你沒寫好，我就不能給你保護。

　　記者：就是他審查員也明白，你是不用針尖放電。

　　王會卿：對，是這樣的。

　　記者：但是你不寫明白，我就不保護你。

　　王會卿：對，是這樣的，(之前的申請書)沒寫好。

　　找到專利申請被駁回的癥結所在后，王會卿認真準備了4套答辯方案。2020年1月，他和周云正登上了飛往德國的航班。

　　記者：當時你自己心里有一個預計，這事能不能辦得成？

　　王會卿：能不能完成，當時來說還真不敢說，我比較堅定的是，發明人的發明點，他真正的發明，是非常有創造性的。

　　記者：從情感上你已經認可，愿意去做這件事？

　　王會卿：是的，這也是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因為我們事務所，總體來說代理的這種跨國公司比較多，包括(外國申請人)進中國的比較多，但是如果能代表一個中國的申請人，去到海外去申請，幫他獲得海外的專利保護，或者海外的權利，這個從情感上來說，還是不一樣的。

　　2020年1月20日上午，德國慕尼黑，“口頭審理”如期舉行。

　　王會卿：他們專門的有一個口審廳。有點像法院，然后合議組有三個成員，有一個合議組組長，另外有個主審員，有個參審員。年紀還都不小了，估計都應該比我年紀大了。資深的審查員，非常嚴肅，就跟法官審案子一樣的，實際上是。然后下邊這邊對面就是我們三個，當時是這么規定的，我們針對合議組關心的問題，一個個審，碰到一個問題過不了，死亡，案子不用往下審了。

　　王會卿說“口頭審理”的第一項是程序問題，合議組在聽完王會卿和歐洲專利律師的陳述后，決定暫時休庭、閉門討論。

　　王會卿：其實第一次休庭的時候，是最忐忑的，因為首先我也是問歐洲律師的判斷，你什么意見，歐洲律師當時他說也很難，因為通常來說，如果這個問題能很順利地過去，這就不需要停了。需要休庭合議的時候，就是需要做抉擇的時候了。而且需要我們回避，不是跟我們討論的，所以一停就是個坎。

　　王會卿說第一次休庭大約有十來分鐘，然后合議組通知他們回到口頭審理廳。

　　王會卿：進去之后，合議組組長就告訴我們，就是認可對第一個問題的答辯意見。

　　“口頭審理”從當天上午9點一直進行到下午2點，共休庭5次，耗時5個多小時。

　　王會卿：其實他每一次休庭，我們結果會更樂觀一點，每一次休庭(回來)就會更樂觀一點，都走下來了。然后(第五次)休庭之后合議組長，相當于對我們當庭宣布，這個案子給你授權(專利)了，給你專利權。那時候是很高興，因為確實沒想到，各方面的信息，除了我跟周總，各方面的信息反饋過來，都是幾乎是不可能的事。

　　讓周云正和王會卿他們更意想不到的是，“口頭審理”結束后合議組組長當面向他們表示感謝。

　　王會卿：他說是(他)第一次，接受中國人(專利代理師參加)口頭審理。感謝我們的堅持，說沒有我們的堅持，這個案子就不可能授權。有可能當時就是有一個，就是錯誤的一個駁回決定在那了。

　　從2010年提交申請，到2020年1月20日通過歐洲專利局上訴委員會的“口頭審理”，周云正耗費10年終獲得歐洲專利授權。按照規定，歐洲專利自申請日起20年內有效，這意味著周云正得好好利用這剩下的、寶貴的10年。

　　金融

　　日本的百年老店大和證券在北京設立了新公司。事實上他們對中國市場并不陌生，上世紀80年代，包括大和、野村在內的多家日本證券公司就成為改革開放后第一批進入中國的外資投行。

　　時代造化，他們穿梭在兩個市場之間、兩個發展階段不同的國家之間，特殊的位置讓他們的視角也與眾不同。

　　澀谷慎志：我覺得正好是一個反差很強的一個冰火兩重天的時代了。

　　澀谷慎志在上世紀80年代末前往日本留學，大學畢業后就進入當時日本四大證券公司之一的山一證券工作，負責開拓中國市場。

　　澀谷慎志：我們(山一證券)當初(1984年)在北京設立辦事處的時候，中國沒有證監會，沒有交易所。那時候做的什么業務，是中國改革開放以后，中國的企業很多有外匯的需求，這些企業去海外發債，有發日元債，有發美元債，發日元債是最多的，這時候幾乎是日本的證券公司的一個。

　　早在上世紀60年代，日本的證券公司就是靠發行債券走出島國、打開美國市場的。到了80年代中期，日本政府放松資本市場管制，日本的證券公司轉而在日本國內，發行了大量歐美企業的日元債券，并藉此迅速成長為世界級規模的投行。1981年中信公司向日本野村證券發出發行100億日元私募債券意向書，這是改革開放后國內企業第一次到國外發行債券。那一時期，日本的證券公司成為承銷中國企業外幣債券的主力軍。

　　澀谷慎志：1991年，中國開始有了證監會，有了上交所。外資進來什么時候開始做股票，B股(1992年開始)，在那一段，我們做了很多這類B股的這些上市承銷的東西。在這之后，中國又開始真的去海外上市，就是中國的企業去香港，或者去紐約等等地方上市。還有想去日本上市等等，做了很多背后的準備工作。這其實90年代我們在做的事。

　　1995年中國人民銀行發布《中外合資投資銀行類機構管理暫行辦法》，其中規定允許外資設立投資銀行類機構，但在經營的業務中不包含人民幣普通股票的自營買賣和代理買賣。

　　記者：但這樣的一個市場對于你們像當時，一個外來的，或外資的金融機構看來，它是更有風險的一個市場，還是說更有吸引力的一個市場？

　　澀谷慎志：兩面都具備我是覺得說，日本講叫玉和石混合在一起的這樣一個時間。這可能我是覺得說先進國家的金融機構有這點的優勢。相對來說在先進國家的一些認知，一些經驗，甚至一些教訓，他都碰過很多東西了。然后這里邊還有一個特別的就是說，(市場)規模越來越大，中國出去的國企越來越多。從日本券商來看是非常有發展的一點。直到今天還是這樣。

　　上世紀90年代，中國經濟進入高速增長期，但日本經濟卻因泡沫破裂墜入低谷，證券和金融市場也經歷了劇烈的動蕩。

　　記者：我看了一下您的履歷，大概(大學畢業后)十年的時間，您換過三家公司。

　　澀谷慎志：是，都是被迫的。

　　記者：都是被迫的，為什么？

　　澀谷慎志：當時1992年以后，發生了根本的變化，一下子咔碴(日本)經濟下來了，(日本)經濟馬上陷入一個簫條狀況?？赡芪业穆臍v你也看見了，最初在(日本)山一證券也是四大證券之一，然后走到了一個(清償債務后)自主廢業的，當然還有一些別的法律原因，四大證券少掉一家。

　　然后我后來又換到了日興(證券)，也是四大證券之一的公司，然后這家公司被美資收掉，被花旗銀行給收(購)掉。第三家才是大和(證券)，我是這么走過來的。

　　記者：每一次的離開應該都很不容易吧。

　　澀谷慎志：對我來說，我一直說我搭的順風車，是因為我一直在做中國的業務。我覺得正好是一個反差很強，一個冰火兩重天的這樣一個時代了。反過來說，中國的經濟是一路向上，證券公司、證券市場的發展也是一路擴大，我因為是一直在做這個業務的，所以相對來說不愁沒地方去，反過來說的話，占了這樣的好處。

　　1993年耿欣從對外經貿大學畢業，他進入當時的中國土產畜產進出口公司從事貨物進出口貿易，一干就是17年。在這期間國內的證券市場在迅速發展變化。1999年中國《證券法》頒布實施，那時滬深兩市的上市公司已超過千家，總市值逾2.6萬億元人民幣，證券市場對國民經濟的作用越來越重要。2001年我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簽署的協定共有三個：貨物貿易總協定、服務貿易總協定、以及與貿易有關的知識產權協定。

　　記者：這個入世對你們的進出口貿易當時應該是有比較大的影響。

　　耿欣：當然，我覺得直接的影響就是說，第一我們做的事不太一樣了，以前可能就是說，真的就是純粹的進出口貿易業務。到了那個時點，很多企業你要構建起自己的核心競爭能力。而不僅僅是說我就會做進出口貿易就行了是吧？而且當時還有一點，就是說整個我們國有資產的管理的體系，也正處于逐步地改革當中。所以今天的這些企業，包括原來的這些外貿公司，我們今天再回過頭來看，在那些年已經發生了一個很大的改變。甚至不僅如此，我認為(入世)它的意義肯定不局限在僅僅是貨物貿易領域，應該是更深遠的一個影響。

　　在2001年簽署的服務貿易協定中，我國承諾將開放9個領域的100個分部門，其中也包括金融行業。但當時人們對貨物貿易關稅和配額的關注程度遠遠大于服務貿易。但是時任世界銀行經濟學家的馬圖· 阿迪特亞卻頗有洞見，他撰文表示：

　　“中國在服務貿易領域的承諾，代表了世界貿易組織談判中最激進的服務改革方案。在金融領域，中國所承諾的時間表鎖定了一些建議的改革步驟，為國內金融部門實施改革議程施加了壓力?！?/p>

　　2003年，大和證券與上海國際集團組成了海際大和證券有限公司，日方第一次獲得了證券公司的持股權。

　　澀谷慎志：取得中國的本地牌照是大和本身就是夢寐以求的想法、戰略，所以我們覺得有這樣的機會我們應該盡早地進來，先試試第一個，只有一個業務(牌照)，而且(股份)只有33%，但是從我們外資角度說我們的期待是，因為開放中國肯定是一步一步循序漸進地在走。

　　記者：那當時你們進來的時候，具體的業務考量是怎么樣？

　　澀谷慎志：肯定是每做一個公司，每個公司都有自己的這樣一個分析，可行性報告出了好幾版，真的當時我們也是有這樣的期待。雖然說我們知道政策沒有達到一定的程度，可能是需要忍幾年，但是我們是覺得，從我們看別的發展中國家一路走過來的經歷來說，中國這個經濟規模，中國這個市場一定會上來，遲早的事，能進的時候所以趕快進，這確實是我們經營層的一個想法。(中國)總有一天會走到一個，就是說跟倫敦，跟紐約，跟香港同等的大小規模的一個證券市場，這樣的金融市場，我們是對此充滿信心的。

　　對于這些老練的外資參與者來說，中國證券市場值得期待，但對于我國市場的監管者來說，在開放競爭之前，亟需提升制度的質量。我國證券市場在設立之初規定，國有企業的一部分股份可以上市流通，另一部分股份暫不上市流通。這被稱為“股權分置”。這種制度安排導致大小股東利益不統一、證券市場的供需失衡等多重弊端，曾被認為是困擾我國股市發展的頭號難題。2005年股權分置改革全面展開。

　　耿欣：股權分置改革就是拆除了最后這一道枷鎖也好或者叫障礙也好，讓整個的市場能對資產進行一個更全面地這樣一個定價。那有了這樣一個制度基礎，你想對整個我們這些從業人員或者是從業的企業來講，也開啟了新的一個時代。

2010年耿欣決定離開工作了多年的外貿行業，進入金融領域。

　　那一年中國國內的證券公司數量超過百家，總資產逾1.9萬億人民幣。2019年耿欣加入大和證券(中國)有限責任公司，擔任總經理兼首席運營官。

　　耿欣：原來的一個老領導也說過，就是個人當然在整個的國家發展過程當中，個人都是微不足道的，但是我們要做的是一件什么事呢，我們要力爭要在主跑道上。當時我就在想，中國的資本市場還是一個年輕的市場，還有著無限的一個可能。

　　2018年，中國人民銀行行長易綱在博鰲亞洲論壇宣布進一步擴大金融業對外開放的具體措施和時間表，其中包括將證券公司、基金管理公司、期貨公司、人身險公司的外資持股比例上限放寬至51%，三年后不再設限；2020年3月證監會再次下發通知，證券公司、基金管理公司外資持股比例限制正式取消。

　　8月，證監會公告核準設立大和證券(中國)有限責任公司，株式會社大和證券集團總公司持股51%，兩家內資股東合計持股49%。截至2020年3月，證監會核準批復的外資控股券商數量已有8家。

　　從市值上看，中國建筑集團已經是國內行業龍頭，但是楊曉毅他們總是在提醒自己，國門之外還會有不斷涌現的、新的競爭對手。

　　2020年11月，魏焱前往埃及烏克蘭、格魯吉亞等國家。那里有多個中建一局承建的工程項目。

　　魏焱：所以我們現在既廣泛布點又重點聚焦，現在很難判斷到底在哪個市場上我們一定能夠成功，這個是比較難的，因為國外的市場還是很復雜，不可控因素特別多，還是要繼續再努力、再開拓。

　　周云正的“等離子空氣凈化機”成功吸引到了國內民營企業的投資，目前正在進行更多新產品的外觀設計。

　　周云正：我重點放在經濟發達地區，美國、歐洲，所以我申請了歐美的發明專利，兩個核心專利全部都在歐美。

　　在中國貿促會專利商標事務所的辦公室里，無紙化辦公后淘汰下來的一排排印章已經成為往日工作模式的紀念。

　　記者：算是一家初創企業嗎？

　　耿欣：那絕對是，你看我的員工卡是一號，那絕對是一個從零開始的這樣一個過程。我希望我們能以北京作為一個新的起點，真的叫落地生根、開花結果。

　　加入世貿組織以來，中國服務貿易領域開放承諾已經全部履行完畢。在世界貿易組織分類的12大類服務貿易部門、160個分部門中，中國開放了9大類、100個分部門，接近發達國家成員平均承諾開放108個分部門的水平。

　　記者丨柴璐